对于古，《中庸》有精确诠释：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所谓必然原理指探讨存在本质、发展趋势、客观过程、必然规律的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领域。在中国传统哲学认识的目标中融合着价值意境，追求真理和追求价值，是人的认识活动一体之两面。
孟子提出，如果以肉体生命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那么人就会为了保全生命而无所不为，为了享乐生命而无恶不作。先秦道家的宋钘、尹文学派，注意到了私欲对认识的干扰作用，认为利欲熏心的人不可能取得对事物的认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然而，这种理性思考，从不脱离价值问题。虽然，儒家以祟善为主，道家以贵真为主，价值取向不同，但其融通真、善、美的思维路径则是相同的。其典型的观点是： ⒈生意成势——生存价值与历史趋势的融通。
这些要求包括了能力和道德两个方面，《洪范》认为达到这些要求，乃是成为一个好的认识主体的先决条件。而归宿都在彝伦攸叙问题、百姓和乐问题、政事宣昭问题、浸明浸昌之道问题，即应然意义上的价值原则问题。世无孔子，不在弟子之列，这是韩愈的自负。
【皆见《政学私言》，第9-10页，第103页】在《国史大纲》中，他更明白地指出明代是君主独裁【见第三十六章】。惟两人皆居前门于，而又东西远隔。所以中国此后应该学西方。而且他的治学经验更使他深切体会到：如果划地为界，跼躅于某一特殊门户之内，则对此门户本身也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
所以内圣的领域也必然高出人间一切系统的领域之上。直到明末刘蕺山又改提诚意二字。
黑格尔不同意此说，因而提出主体——黑格尔的意识——正可通过Self—diremption而使本身化为可知的对象。然而宏观毕竟是不可废的，除非我们只承认有一棵棵的树，而不承认有一片森林。【《国学概要》下册，第142-143页。六、新儒家的开出说 现在我们先从新儒家的开出说入手。
他似乎并无意图要强人随从。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暌违终不能免。据以上的分期及其所持标准，可见钱先生的儒学史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他完全依照中国学术界思想史内在演变的脉络而分期，不涉及与西方的比附。第二义的新儒家则我们用在钱先生的身上，因为他是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
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
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这句话用在钱先生和新儒家的关系上面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门户可以有高下大小之异，但同是此文化整体的门户。
二、学问的宗主 上面，我们大致说明了钱先生关于中国学问传统中门户的看法。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黄宗羲所谓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也。因为每在紧要关头，哲学和历史都无济于事时，直接承当的必是超越的证悟。钱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正是主张由内外兼修以求主客统一。现代新儒家既然上承宋明别出之儒而严格区别道统中的正宗与旁出（借用契嵩《传法正宗记》的分类），则这种区别所依据的绝对标准最后必然也要用于他们自己的身上。
但《宣言》的四位签名者之中，唐、牟、徐三人额都是熊十力的弟子，而《宣言》中特别强调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也明显地透露出熊十力的基本观点。若依此说，则自无道统可言。
以新儒家的义理来衡量，则绝大多数是在道统之外。曾有一函致张君，此函恩曾刊载于香港之《再生》。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认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
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便是1958年在《宣言》中签名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宋儒仅执退之后来与大颠之关系，以为破获赃据，欲夺取其道统者，似于退之一生经历与其学说之原委犹未达一间也。这一具体论点十分紧要。三四十年来，我对于海外新儒家的内部演变只有偶然观赏的兴趣，新儒家从50年代初的一气化三清到今天的三清重归一气，也是一种富于启示性的历史现象。
这是陆象山的目无余子。新亚书院和《民主评论》，还有王道先生在香港主持的《人生》杂志，也都被看作是同一思想阵营的组织基地。
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但是如果不以辞害意，我们不妨说：钱先生认为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之下，中国行政官吏的选拔早已通过科举制度而建立了客观而公开的标准，既非任何一个特权阶级（如贵族或富人）所能把持，也不是皇帝所能任意指派的。
但是学问世界中还有千千万万的门户，因此专家也不能以一己的门户自限，而尽可能求与其他门户相通。以我个人所知，钱先生晚年在台北所了解的新儒家只是熊十力一派的专称。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在他们不过是一种纡尊垂奖的表示，并不是承认学人之学可以和他们的内圣之学处于同一层次。钱先生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但他尽量避免用社学这一概念。若真道统则须同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从一粒沙也未尝不能看见整个世界。钱先生和当代新儒家的分歧在这里已充分显露出来了。
一言以蔽之，他所走的是一条崎岖而曲折的史学研究之路，其终极目标是要在部分中见整体，在繁多中见统一，在变中见常。相反的，中国和西方各成一独特的文化系统，也各有其历史发展的阶段。
为了将民主与科学纳入中国文化的原有系统之内，新儒家才不得不别出心裁，发展出一套所谓开出说。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断定儒学史上谁曾见过道，谁未见过道？又如何分辨所悟者是真良知，还是仅是良知的光景？通常我们会想到以孔、孟以来的儒家文献为判决的标准。